口述：王庆平及夫人

　　采访人：孙堃

　　编辑：李明

　　地点：王庆平掖县路家中

　　采访时间：2014年4月28日

　　孙：王老师，我们想把您生活、学习、工作、创作等各方面尽可能地展现全貌，所以请您把各方面都说说。

　　王：我现在到了一个整理的阶段，我现在76岁，尤其是王笃正走了之后。我们两个同岁，我比他大两个月，他走的很快，就两天的时间就没有了，你说留下多少遗憾对不对。所以说我还是很幸运，出版计划是估计四、五年才能出齐这些画册，也是很难得了。老一辈艺术家，陶天恩出了（画册），是人走了以后出的，宋守宏现在一本（大型画册）也没出，所以从这些方面我比他们幸运，而且和雅昌（印刷公司）讲，要求最好的印刷，这一点也是很难得的。水彩这本和这套书不一样，是临时加的，去年年底才往回收罗画，我的一个发小手里有我十几张画，一个收藏家去他家里和他交朋友，现在已经接近半年了，和他交往（的过程中）认定他手中有我的画，但是不知道夹到什么地方了，现在也不能催，可能能买回来。买回来也不算什么，（那）是我13岁到15岁的画。

　　孙：能从那时候的画看到当时的记忆。

　　王：恩，我现在收到的是我十二岁的画。我找两张给你们看看，边看边说。你比如这张，就是我上附中之前画的，1955年，水彩加粉，现在看还可以。这是三棵树，这是纯水彩（头像），1978年这是画的我大儿子。这是水彩速写（头像），画的我小儿子。1959年这是三棵树，我和他们的水彩不一样，有油画的厚重感，这都不是当时出版社给我出画册的那560张内的，那560张水平比这些好。1956年，春天画的火车站。

　　孙：这些作品都有照片吧？这光线不太好，拍不好。

　　王：有，我给你。这张是我上（中央美院）附中时候画的，我附中时候就这个水平。这张是1955年画的，当时这个地方都结冰了，后来化开成了这个样。写生的时候都结冰了，画的吴县路的雪景。这个最早了，我14岁的时候画的。

　　孙：那时候还没上附中？

　　王：没。

　　孙：您那时候是和贾青青学画吗？

　　王：对。

　　孙：您这感觉和他的画不一样。

　　王：我自学的成分大些。（头像）这是我80年代的自画像，1974年。

　　孙：大鹏（王庆平小儿子）长的像您。

　　王：（笑）有点。这张都有点损坏了（头像）。这是我80年代的水彩速写（风景），和油画放一块都沾上（油彩）了。这次山东省百年水彩（画展）全国邀请了9个人，其中我算一个，他们邀请参加一张画，要了我两张去，现在在省美术馆展。现在水彩活跃的都没见过我的水彩，感觉到还可以。我教了这么些学生，能十几岁画到我这个水平的还没有。你看这个水彩吧，我就把中国的勾线都用上了，这是在钢厂画的，这是80年代画的。这是1982年的，别人在那画，我借了工具画的。我有些学生在城阳什么的，这是我（用油画）换回来的。这是渔民（头像），这都是后来收回来的。这也是后来保留下来的（海边风景），这些能保存下来就不错了，我这几个月就干了这些事。以前的媒体不和现在一样这么方便，那时候不知道全国什么水平，就是自己闷着头画就是了。

　　孙：您最早学画画是怎么回事？

　　王：我十岁就正式画画了

　　孙：那您那时候家庭条件还挺好的？

　　王：家庭条件不好，我家出身资本家，出身不好。

　　孙：您是青岛本地人？

　　王：我出生在青岛，祖籍是昌邑，我父亲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俄罗斯做生意，卖绸子，我们昌邑的绸子在全世界都很有名，他在那里十月革命的时候回来的。他在那里（俄国）的时候已经是资本家了，但是十月革命的时候中国资本家没有被杀了就不错了，就把这些人遣返到大使馆，财产全部没收，把人遣返到中国。那时候他们已经觉得很幸运了，因为没杀你就不错了，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凡是资本家都杀。因为是华侨，毕竟不是苏联的，就留了一条命，回来就到青岛了。之后又做生意又成资本家了，不过因为家口太大，工作的人又少，所以解放后生活很困难。

　　孙：也就是您出生的时候家境还不错。

　　王：对，出生时候还挺好，解放的时候我九岁了，1951、52年我就自动地学画画了。

　　孙：您是受家里什么人影响？

　　王：没有，就是自己喜欢。好像我记事以后没有过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画画。我记得上幼儿园老师对我鼓励很大。

　　孙：您在哪上幼儿园？

　　王：上海路小学，那时候叫尚德小学，是个教会学校，有幼儿园，那时候有幼儿园的学校很少。我6岁进的幼儿园，在幼儿园待了一年，那会幼儿园就是学着唱歌、画画。幼儿园有个白老师，我一天画一本图画册，每画完一本，就把我的画全部贴到墙上，供其他小学生临摹。那会对我鼓励挺大的，从那会我就觉得我画画比别人都好，也最喜欢画画。

　　孙：您小学在哪上的？

　　王：也是尚德小学。

　　孙：您家在附近？

　　王：对，吴淞路。吴淞路和上海路紧靠着。我上小学也是在解放前，因为是教会学校，没有钱也进不去。

　　孙：那您后来和贾青青学画，那个学校的介绍是实用美术，您怎么会去那学画？

　　王：贾青青那个叫实用美术班，为什么叫实用美术，就是解放之后搞宣传，要画粉画写美术字什么的，它的名字叫青青实用美术班，就是做宣传用的。

　　孙：您那时候怎么进的这个学校？

　　王：报名，它贴广告。

　　孙：您那时候上小学呢？

　　王：我上小学三年级。我11、12岁。

　　孙：是因为学校老师教不了？

　　王：我那时就不满足了，觉得学校老师画的不怎么样。（笑）再有，同学经常拿一本白本子说“你给我画张画，我送你本本子”那时候在上海路小学就小有名气了，经常就是一晚上拿好几本，我一晚上全都画出来。

　　孙：那时候小学老师教什么？是水彩吗？

　　王：不是，蜡笔，后来也教水彩了，马利12色的水彩。不过那时候就觉得老师画的一般，就有意识的去看谁画的好，去打听谁画的好，那时候中山路上也有展览会，当时12、13岁的时候就知道吕品了。去看他们画画。

　　我13岁去的贾青青那个学校，好像是青青美术班第四期。那时候就挺贵，三个月一期，一个星期一、三、五去上，晚上六点半到九点，两个半小时。那时候我父亲还支持，三个月就是十二块钱，当时币制好像还没改革，换成后来的就相当于十二块钱。十二块钱，一周只上三晚上，只包学费，材料费另算。那时候十二块钱什么概念，一个人的生活费一个月五六块钱就够了，你这么一个小孩占用家里好几个人吃饭，都反对，就是我父亲支持我。我也是很爱面子的，有时候老师说明天要交学费，要是没交钱明天就不用来了。我一听这个，回去就跟父亲要这十二块钱，有时候也出去借。借了第二天给老师送去，这个事我印象最深。

　　孙：您应该是班里最小的学员把？

　　王：我班里最小，其他人都是二十多岁，都是工作的。现在有照片，拿给你看。他们都是工会推荐的，拿了学费（单）单位回去给报销，我不行，我十二块钱得家里拿。特别是三五反之后，资本家的生活很惨。

　　孙：您父亲当时做什么？

　　王：公私合营，他是资方代表，那时候还有工方代表，工方代表就是监视资本家，资本家都抬不起头来。

　　孙：那时候就是吃工资了？

　　王：对，吃工资。我感觉就是很困难，所以上了一两个学期我就不上了，一方面也是觉得没有什么可教了。现在看他就有点家庭作坊似的，就他一个人教，（教学）计划也不多。但是为了画石膏像，青青美术班有两个石膏像，一个伏尔泰、一个***像，我们为了石膏像也得去，因为家里不可能有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学画很艰难。我每天都是九点半回来吃点饭，就开始画，兴趣很浓，就画到早晨起来三点。三点家里人就让睡觉，第二天七点要起来上学，有的时候经常迟到。

　　孙：您记忆中班里有哪些画的好的同学？

　　王：虽然我最小，但是我觉得我是画的最好的。

　　孙：我记得那个时期是不是还有个叫王珏的老师？

　　王：王珏，他那个是良友。我后来又上过良友，那是在1954年。良友（王珏）其实和贾青青是师兄弟，两个人都是开美术社的。贾青青那个夜校挣钱很多，他（王珏）也想搞夜校，他为了胜过贾青青，就请了吕品、陶天恩、母振远这些人去教课，他自己很少教，对外部的宣传就是青岛最好的美术家都在那里业余代课，我们都去了。

　　孙：这些学校需要注册吗？

　　王：都注册了的，在文化局注册。

　　孙：您在良友学了多久？

　　王：学了一年。我那时就知道吕品了，我有意识的接触他，他看了我的水彩很惊讶，说这么小的小孩水彩画得那么好。吕品的大儿子叫吕澜昌，我认识他，我在小孩画画的圈子里很有名了，我和他接触后，我就问他“你爸爸礼拜天都去哪画画？”他给我说“他们都约定礼拜天6点到6点半到水族馆集合”，那么我五点半我就到水族馆去了，那时候天蒙蒙亮，去了我就等他们，他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看他们怎么画，老看。就是这样看着学画，不下十次。那时学习就很主动了，因为带着问题看人家画画，（进步）就很快。当时都是在技法上，水彩技法怎么弄，很快就学到手。

　　那时候很少有画册，为什么我在1955、56年就能画到那个程度，就是中山路上那时有个外文书店，大部分卖苏联的东西。那时候苏联有个《星火》杂志，是个艺术杂志，我每次去都看这个《星火》杂志，登了些苏联有名的油画，有时候也有水彩，我特别注意盖拉西莫夫的水彩，他的水彩就是追求油画效果，对我吸引很大，我就按他那个效果要求我的水彩，就和吕品他们要求不一样。

　　孙：您那时候没有接触到过油画？

　　王：不，也自己开始画。

　　孙：油画颜料贵一些。

　　王：不是贵一些，而且也不全，比如橘黄色。我就到河南路一个叫钱什么艺的颜料店买原始的粉，回来用油调各种颜色。很简陋，但是这里面有个钻研的精神，现在人没有。我出去画油画的盒子都老大，因为里面装颜料的都是雪花膏瓶子，极个别的颜料做不出就买两支。现在回忆起，年轻时候对艺术的热爱在这些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来。

　　我记着1951年，我还没正式去青青美术班学画，我就跟几个大孩子约好了到崂山写生，那时候连个自行车都借不到。从晚上八点半走到第二天四点半到五点走到潮音瀑，然后这一天画画，到晚上七点再走回来。

　　孙：那时候那么小，体力能吃的消？

　　王：那时走到崂山，过了李村要走十几个村子才能走到崂山，要走一百多里路。

　　孙：走那么多路还能有精力画画？

　　王：这种精神我现在回头想想（也不可思议），所以我一直不愁走路。有画画的信念支撑，当时没想过艺术以后能干什么，但是觉得艺术是神圣的，就是最喜欢的事。你想，这种情况第二天星期一起来那个学还能上吗？就不能上了，上午就逃课，上午在家睡觉，下午起来上学，那时候就这么个学画。1956年之前，1951年到1956年这五年期间，我六次到崂山都是走路。带着三分钱一个的硬面火烧，青岛叫杠子头火烧，再带点咸菜，带点大蒜，五六个火烧一天，水就喝崂山的水，当时崂山的水太好了，随地捧起来就喝，这就画一天画。

　　孙：这些画回来，互相之间有品评？

　　王：对，现在我的这个水彩画（册）就是我其中一个伙伴他手里有我的水彩画，他比我大一岁，他后来没有画画，他后来是海洋学院毕业，是水族馆的工程师。十几岁一起画画的伙伴，走到现在画画的就我一个人。

　　孙：您从良友学完也小学毕业了吧？

　　王：那时候，应该是小学要毕业了，我这个上学吧，上的很少。幼儿园到时上了一年，整个小学上了四年，怎么说，就是为了画画吧，我不去上。找各种理由就不去了在家画画，我父亲是个很宽容的人，你只要是干正事，不上就不上吧，画画也是个正事。我们家里子妹多，子妹八个，家里也管不过来。为什么说上了四年呢？我三年级就不上了，三年级之后再上就到五年级下半年了，两次跳级，六年下来。初中我没上，光在家画画，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时候还有七个月，文化课要一门不落，要数学、语文、那时候还有俄语。我用七个月的时间赶这个事，一块准备去考附中的，我有不明白的就找他们借书看，在李村上夜校。俄语、数学、几何、语文都是在那补的。七个月的时间在那都补完了，考的时候，附中要求很严，两门文化课不及格就不行。我七个月的时间把三年初中突击完，还考了及格进去。考进去之后很严，附中设有专门的文化课，都是北京最好的老师兼课，两门文化课不及格就不能补考了，就得背着行李回去。我们班一年半的时间走了四个，我第一年一门不及格，一补考又上去了，后来文化课都达到班里中上水平，那时候记忆力好，我画画还是班里最多的一个。我买了个小手电筒，打熄灯铃之后好开夜车，第二天要背的单词什么的都是晚上十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自己在宿舍里学，然后应付第二天的事。不仅没有挤占画画的时间，而且画画最多。我是课代表，一入学校，指定我是业务科班长。

　　孙：您那时候的老师是谁？

　　王：当时附中在校尉营，就是（校尉胡同）8号，我离开附中的时候附中才搬到隆福寺。在这其间，附中没有专门的老师，都是大学的老师代课，国画是叶浅予，大写意是李苦禅，工笔是刘凌仓给我们上课，速写请黄胄给我们代课。所以当时的附中出了些响当当的画家，那时候考附中比考大学还难。1956年我考上的时候老师讲你们来不容易，你们是500个取一个出来的学生。那会都小，比大学还优越，每人加一袋奶、一个鸡蛋，因为那时候文化课一门不落，画画又得画。画画占百分之六十，文化课占百分之四十的时间，每天晚上晚自习到九点半，雷打不动。

（本文曾经发表于《市南人文历史研究》【2017年3月 第22期】，现特邀李明编辑整理，文字略有删节）